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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訪談】武廣轶:從法庭的右邊到左邊

发表于: 2019-12-22 19:53:59 点击:

2019年12月10日,大发电子游戏新媒體運營中心“專家訪談”欄目有幸采訪到浙江靖霖律師事務所刑辯學院副院長及雲南分院院長、大发电子游戏《刑事司法實務課》主講人武廣轶老師。新媒體就刑辯律師的職業規劃等問題采訪了武廣轶老師。

問:

武老師好,您有19年的從檢經驗,也取得了非常出色的工作成績。盡管期間調動了7個崗位,但您一直堅持做公訴人的初心。在轉型做律師後,您也取得了豐富成果。您在很多報告中提到夢想一詞,並用撿小魚的小男孩的故事來激勵大家。很多人在工作穩定後很難跳出舒適圈,是怎樣的想法促使您由最佳公訴人轉型刑辯律師呢?您又如何看待這份職業?

武廣轶:

謝謝。首先,我在檢察院工作了19年,可以承認自己是一名優秀的公訴人,但還不能說是最佳公訴人,因爲在雲南還有很多比我優秀的檢察官,這是一個自我認知。另外,我現在還不能說自己是刑辯專家。因爲轉型做刑辯律師後,我還只是實習律師,要執業滿一年才能成爲執業律師。所以我現在是一名有豐富刑事實務經驗的實習律師。

談到轉型,爲什麽我在檢察院工作19年了還要選擇辭職成爲一名律師?這與我的思維有很大關系。比如,以前做檢察官時,很多律師會抱怨檢察官太難溝通,我也由此反思——各方一致倡導的良性控辯關系應該是什麽樣的?

我認爲,良性的控辯關系應當是相生相長、互相促進的。良好的溝通是建立在互相理解、各司其職、遵循客觀公正的基礎上的。控辯需要對抗、檢察官也需要遵守客觀公正義務。我從工作以來,特別是在有一定工作經驗後,很注重檢察官的客觀公正義務。在辦案過程中,無論是和當事人及其家屬、被告人律師還是和被害人的訴訟代理人,我都能展開較爲理性平和的溝通對話。這樣的交流讓我有更多的機會去觀察、學習和借鑒我們的對手,讓我能夠了解他們的思維模式和辦案方式,甚至理解他們在工作中的酸甜苦辣。

所以,在感受了19年檢察官工作後,我很好奇,也想嘗試刑辯律師這個角色。原來,我站在法庭的右邊,現在,我想努力去站在法庭的左邊,看看自己能否實現這樣的理想。這就是我轉型的一個初衷。

至于您剛才提到的撿小魚的小男孩,這是我當檢察官時很喜歡的故事,不代表我現在辭職了就放棄了自己的初心。這個故事是這樣的:

暴風雨過後的海邊沙灘上,有許多小魚被困在淺水窪裏,用不了多久,淺水窪裏的水就會被沙粒吸幹了,這些小魚都會死。有一個小男孩撿起裏面的小魚,用力地把它們扔回大海。大人對小男孩說:“孩子,水窪裏有成百上千條小魚,你是撿不完的。”“我知道。”小男孩頭也不擡地回答。“那你爲什麽還在撿?誰在乎呢?”“這條小魚在乎!這條,還有這條……”男孩一邊回答一邊撿起小魚扔回大海。

我覺得,這個故事比較符合我的性格與認知。每個人所處的立場和崗位都是有限的,一個人無法主持所有的公平與正義,但是不管我是檢察官還是律師,我都會竭盡所能、認認真真地辦好手裏的每一個案子。就像救小魚一樣,不管我能救到多少小魚,我也會發揮出我所有的力量。這是我的初心,不管做什麽都全力以赴,無問西東。撿小魚的孩子不僅可以啓迪做檢察官的我,也是支撐我轉型爲刑辯律師的力量。

問:

您剛才提到,公訴人與辯護律師之間的理解和尊重非常重要,二者也都在追求公平正義。刑辯律師不僅保護被告的防禦權,也是國家理性和基本人權的維護者。總書記也要求,要讓人民群衆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這裏可能會出現一個問題,基于不同訴求,當事人有自己的公平感,這種主觀感受可能與法律人追求的公平正義有一些出入,老師您是如何理解並應對這種差異呢?
武廣轶:

盡管我們做了很多年的普法工作,但到現在,絕大部分人還是以爲或潛意識認爲公平正義就是實體結果上的公平正義。我們經常說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並重,但還是會在下意識中不自覺地忽略程序而更加注重實體。

在一個案件中,如果有證據證明一個人有罪且應受刑法處罰,那麽這個人訴求的公平正義是什麽?首先,絕大部分的人一開始都選擇自保,這是人的本能。之後,他們提出自己的訴求和辯解,無論是對于事實、證據、動機還是結果等辯解,他也渴望自己的辯解被聽到、被重視。這些被告對犯罪的動機、原因、行爲、證據、量刑輕重等提出的辯解,都可能是基于他個人對公平正義的理解,這種理解和經過專業訓練的法律人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確實是有差異的。我們作爲該被告人的辯護人,要讓他感到公平正義,並不是絕對完全滿足他的訴求,他說無罪就無罪,他說罪輕就罪輕。如果律師完全實現被告人的訴求,那就意味著公安、檢察院和法院在啓動刑事追訴時就存在問題,意味著國家機關在行使防禦權、指控權和審判權上有疏漏,這是一個天然的矛盾。

那麽,要如何調和這種天然的矛盾,我覺得我們首先要審慎地處理涉案證據,分清楚法律真實與客觀真實。從客觀真實或內心確認上講,我們很容易自行認定一個人是否犯罪,但認定犯罪要看偵查機關、檢察機關能否運用證據來證明,包括犯罪行爲、量刑情節等,即從客觀真實到法律真實。如果沒有證據或者沒有確實充分的證據來支持指控時,辯護律師就應當證明該被告人在法律上無罪或者存疑,從實體上維護其權利。

其次,我們要在程序上保證,即便從法律上能夠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他的基本人權也要得到保障,要排除非法證據。比如,一個案件在排除刑訊逼供、疲勞審訊、誘供等非法證據後,還是能通過其他合法程序收集的證據認定被告人有罪。這時,排除非法證據對于案件結果看似沒有任何影響,但排除非法證據本身就是對被告人程序權利的維護,也能讓他體會到公平正義。這樣的程序辯護其實也在反向督促公權力機關規範地行使權力。

問:

在您作爲檢察官時辦理的一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以自己小腿上的傷聲稱自己在審訊中受到刑訊逼供,想以此推翻之前的有罪供述,而您通過細致調查,以確鑿事實證明嫌疑人的小腿傷發生于被抓獲前,因此推翻了嫌疑人的辯解。但是,刑辯律師在證據提取和保存等方面,和公檢法機關相比有天然的劣勢。再比如,對于冤假錯案,辯護律師可能更多借助輿論倒逼等外界力量來幫助自己。您如何看待這樣的現象,律師能用哪些方法去平衡這種劣勢?

武廣轶:

首先,談下律師有哪些有效手段去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當下,很多人會將律師分爲勾兌派、技術派、死磕派等執業風格。似乎在處理冤假錯案時,死磕派的功能最大,他們通過死磕尋求輿論關注,給公檢法機關施加壓力。

從微觀層面上看,如果律師接到一個他認爲可能是冤假錯案的案件,那麽律師的技術辯護是維護被告人權益的首要前提。目前實務中的司法慣性是很強大的——公安機關立案後幾乎就意味著拘留,拘留後幾乎就意味著逮捕,嫌疑人被逮捕幾乎就意味著被起訴,嫌疑人被起訴幾乎就意味著有罪判決。在這種強大的司法慣性下,要認定一個案件屬于錯案就是逆流而上,就是要阻止強大國家機器的慣性。

所以,律師個人力量確實太過薄弱,不得不依靠輿論和社會公衆的力量。但外部的力量也需要合理且理性的運用,我認爲運用此力量的前提是律師盡到了自身技術辯護的職責。比如律師是否充分發揮其固有的調查權、取證權、是否主動做到了與辦案機關的溝通對話。

正如你所說,辯方在證據保存和提取等方面和控方相比有天然的劣勢,而且辯護律師頭上還有《刑法》306條(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僞造證據、妨害作證罪)這樣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所以,辯護律師除了要有基本的職業技術與技巧,還要敢于爲當事人爭取權益,也要能夠在收集證據時防範風險、保護自己。

我之所以強調律師先要盡到自身技術辯護的本分,是因爲律師有權查閱整個案件的卷宗材料,而社會公衆和輿論不能,律師有權利也就有責任去充分了解案情和證據,收集對己方有利的證據或者提交線索申請控方收集。

當律師審查了全部證據並得出詳實充分的辯護意見後,第一要務就是說服檢察機關。什麽叫檢察官?什麽叫公訴人?公訴人是在印有檢察院公章的起訴書送達法院後才叫公訴人,此前,他叫檢察官。

檢察官負有客觀公正義務,相當于一名預審法官。也就是說,在檢察院作出起訴決定前,公安機關是控方,律師是辯方,檢察官作爲預審法官審查哪一方應該得到支持。律師在此時有機會通過詳實充分的意見來說服檢察官,提示檢察官此案的無罪風險。在實踐中,也有很多案件確實是通過有效的訴前辯護將案件止步于檢察院的審查起訴階段,要麽是存疑不起訴,要麽是法定不起訴。當檢察官作出起訴決定後,他就轉變爲了公訴人,捍衛本院起訴認定的事實,將爭議交由法官裁判。

我強調律師在此時應該首先盡到自身技術辯護的本分,這是尋求外部力量來幫助自己的前提。律師不能在自己疏于閱卷、論證、溝通辯護時,就將重心放在引起輿論關注上,以嘩衆取寵的言論來混淆視聽。公衆輿論是把雙刃劍,輿論炒作的所謂事實真相可能已經偏離卷宗的記載、證據的證明。律師在沒有盡到職業本分的情況下如果不加考慮、不負責任地一味尋求輿論幫助,不僅可能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也會加劇律師與公權力機關的對峙,甚至損害整個社會對于司法公正的信仰和信任。因此,我認爲不管我們辯護力量有多麽弱小,哪怕我們要用很弱的力量去對抗國家機器時,我們也要勇敢且盡職地用好法律賦予的最基本的辯護權。

我絕不是反對律師尋求輿論關注、也不是反對死磕,死磕有死磕的必要和價值、死磕也需要勇氣、也會付出代價甚至是慘痛的代價,甚至有些所謂的“死磕”律師也是我敬重的。但這樣的案件畢竟不是大多數,所以不宜成爲常態,非常之事才能用非法之法。在絕大多數的案件中,沒有哪個警官、檢察官、法官想要把案件辦錯,很多分歧來自于立場的不同、認知的偏差、風險的不平衡、知識結構的不匹配等等,這些通過有序、理性、積極的溝通還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的。

有一個故事我認爲很有道理:北風和太陽打賭誰能讓人把棉襖脫掉,北風呼呼地吹,人只是把棉襖捂得越來越緊;太陽暖暖地照,人一暖和就脫掉了棉襖。我們還是要鍛煉理性溝通的能力、韌性和技巧。在自媒體的時代,人人面前都有一個麥克風,現在尋求輿論關注的成本很低,反而是埋頭紮實閱卷、論證、溝通說服的成本很高,負責任的律師不能本末倒置。

問:

武老師剛才提到了律師的專業技能與司法公信力。社會輿論的確是一把雙刃劍,沒有處理好會引起很強烈的社會效應,破壞司法公信力。很多同學受這些法律現象的啓發,有志向做刑辯律師,但不知道如何開展,您認爲法學生要如何做刑辯律師的職業規劃呢?

武廣轶:

第一點,做刑辯千萬不能無知者無畏,學生要想做刑辯律師前一定要了解這個職業。比如,你要了解當下刑辯律師面臨多少職業風險,執業風險的雷區在哪裏,要了解刑辯律師是做什麽、該做什麽、能做什麽等等。只有了解這個職業後,一個人才能懷抱著熱愛與激情走下去,並且走得紮實、穩健。不得不說,刑辯律師的執業風險遠遠高于其他民商事律師,所以我真的希望有此職業規劃的同學要多多關注近十年來與刑辯律師相關的風險案例、新聞事件等等。你要想清楚,自己在認識到這麽多風險後是否還能迎難而上。

第二點,通過看到這些風險,你要給自己定下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如果想在刑辯律師這條路上走得又遠又安全,你就要有規則意識與底線意識,明白哪些底線是自己永遠不能觸碰的,不要急功近利。具備這兩點以後,再談專業技能的錘煉和塑造。

問:

提到專業技能,您在檢察院工作時,參加了演講比賽、公訴人辯論賽、全國十佳公訴人競賽,也都取得了非常優秀的成績。關于學生培養,雲大法學院近年來也在論辯文化的打造上有很大投入,您如何看待這種論辯文化對于規劃刑辯律師這一職業的作用?

武廣轶:

我也在雲大擔任實務課程的老師,每次都告訴同學們要珍惜在課堂上發言的機會,更要珍惜學校或社團組織的演講、辯論等各種比賽,因爲我在大學時期也是這樣過來的。回顧個人的成長經曆,我高中和大學就熱愛表達也熱愛辯論,經受了很多演講賽、辯論賽的磨砺,這些比賽對于提升個人能力非常關鍵。很多人將辯論誤解爲耍嘴皮子,沒有意識到辯論好的背後積澱著大量的能量。表達,無非就是說什麽和怎麽說,說什麽是內在、內涵,怎麽說是外在是技巧,二者不可偏廢。一個人會辯論的話,他不僅知道如何說,更重要的是,他也知道說什麽,因爲他有深厚的積澱,辯論就是一個厚積薄發的過程。

對于法學生而言,辯論就更加重要。校園內的辯論賽一般分爲兩種,一種是命題辯論,最經典的就如複旦模式的大專辯論賽,都是命題辯論,比如“人性本善還是人性本惡”,這類比賽極度考驗參賽選手的思辨能力。另一種是案例辯論,這也是法學生更應注重的辯論模式,就一個案件來展開辯論。比如辯論于歡案是否構成正當防衛,或者辯論許霆案構成詐騙還是盜竊,等等。

這些生動的案例作爲辯題,不僅考驗我們對事實的裁剪能力、對爭議焦點的提煉能力、對焦點的論證分析能力、還訓練我們對法律問題的抽象能力、對法律價值的思辨能力。以刑辯律師這項職業爲例,刑辯律師既有很多公衆表達的機會,比如參加社會活動、接受媒體采訪、自媒體發聲、庭審辯護等等,也有很多私下的表達,比如,對當事人法律咨詢的解答、與公檢法機關的溝通對話等等,如果沒有紮實的口頭表達能力,刑辯工作很難開展好。

撰稿:張亦文

攝影:沈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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